伊朗最大的危机并不是国际制裁也不是美国,而是这个潜在矛盾

在保守派执政的内贾德时期,这类并购层出不穷,革命卫队、巴斯基民兵等组织快速扩张了自身经济实力。事实上不仅仅是这类大型财团并购,即便是由巴斯基民兵组织控制的农村,他们也通过内贾德政府对农村的大量补贴,揽获了大量农村基建项目。内贾德时期相关既得利益的扩张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最终引发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

2009年的政治危机

不受制衡的精神领袖的最大支持者是保守派,至少在权威不如拉夫桑贾尼和蒙塔泽里的哈梅内伊时期是如此,这也是一种相互依赖。选择弱势的哈梅内伊很可能是霍梅尼死前为了确保自己路线能够延续下来的权力处理方案,弱势的哈梅内伊确实延续了霍梅尼的大量路线,并没有加入太多自己的内容。这样一来,霍梅尼就成为了哈梅内伊权威的最大来源,因此哈梅内伊不可能不趋于保守(保守霍梅尼的革命思想)。因此至少在哈梅内伊的时代里,保守派是天然有优势的,他们与改革派(务实派)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成为伊朗国内政治的主线,呈现出意识形态和政府绩效的双重竞争。

尽管内贾德实现了连任,但哈梅内伊的表现令许多呼吁改革的伊朗人感到失望,这对于霍梅尼的“法基赫”统治而言是极为致命的。因此,内贾德之后改革派的鲁哈尼上台,也着手调整政策,尽管时不时碰壁但也取得了伊核协议这样的成绩,本来很可能可以利用外资这条鲶鱼搅动既得利益集团,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遇上了喜欢单方面毁约的特朗普。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事实上没有解决,“只要最高精神领袖允许,改革派必然胜选”几乎成为了伊朗政治的铁律。

2005年,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哈梅内伊开始了私有化改革,2006年,伊朗政府要求“政府要让出主要国有企业80%的股份给人民以帮助达到20年经济计划中设定的目标”,结果,这批价值约1300亿美元的股份确实被转化,但大部分流入了伊朗的众多革命基金会而非私有企业,同时革命基金会直接或间接隶属于伊朗国内许多军事或准军事部门,他们根本不受政府的监督。据统计,2007年到2009年期间,82家国有企业价值37亿美元的股份转到了非国有机构旗下。

发布时间:01-1010:55优质军事领域创作者

据估计,其中 46%由社会保障投资公司(Social Security Investment Company)和伊朗投资公司(Mehr-e Eqtes-ad-e Iranian Investment Company)两个公司获得,前者由革命卫队控制,后者隶属于巴斯基民兵组织。2009年的伊朗电信公司收购案更是引发大规模争议,德黑兰证券交易所埃特玛德·莫宾(Etemad Mobin)集团30分钟内就收购了伊朗电信公司51%的股份,价值约为79亿美元,而这一集团下属三个子公司都事实上属于革命卫队。

人民希望富裕起来,这也是当年伊斯兰革命中针对巴列维王朝白色革命的结构性缺陷所许下的承诺,这需要在政府绩效上兑现。然而,保守派的利益却已经如此庞大,这毫无疑问会抑制伊朗经济效率的提高,也会影响财富分配的均衡。因此,尽管革命卫队的企业会有着更好的信誉和可预期性,但这个庞然大物盘踞在经济之上仍然不是健康的,也会抑制优质私企的出现,进而伊朗很可能将面对一方面经济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利益分配缺乏公平性的双重不利。

而且由于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掌握了大量资源,同时又不受政府监督,因此他们还可以有另外的途径生财,那就是非法交易和参与黑市。因此,事实上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这类军事、准军事部门已经与恶劣的国际制裁融为一体,通过国际制裁和恶劣的国际环境,他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将自己处于不受监督的位置,从而大量获益。因此,这种不健康的利益结构也意味着,保守派将更为坚决地维持一种伊朗国家不安全的状态,反对改革和更大范围的开放,这对于他们的利益有利。

国际纵横

伊朗是目前唯一一个采用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国家,之前不论是世俗主义的凯末尔,抑或民族主义的纳赛尔、阿萨德,都没有在现代和伊斯兰之间实现真正有机地糅合,而霍梅尼则做到了。这就是伊朗非常不同的地方,他们既“足够伊斯兰”,又有“共和制”,霍梅尼没有像凯末尔那样排斥伊斯兰宗教,又不会像纳赛尔、阿萨德、萨达姆那样排斥真正的共和,伊朗确实有不少颇为民主的制度设计。伊朗的实践在伊斯兰世界中是独特的,其价值其实远比看上去更大。

所以,国际制裁的持续、保守派利益格局的尾大不掉将导致伊朗的格局发生一种分裂,即政治正确的保守派不能带来绩效上的提高,而改革派可以带来经济发展却会受到政治正确的保守派的打压,霍梅尼的意识形态适当性和有效性发生了分裂,这就会隐藏非常严重的问题。2009年爆发的选举危机其实就是这种分裂的表现,哈梅内伊坚定地站在内贾德这边,反对拉夫桑贾尼派,这造成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持续骚乱。

伊朗的政治体制非常独特,根据霍梅尼的“法基赫”思想,也就是教法学家监国的思想,阿亚图拉们将卷入政治中,成为伊斯兰社会文明的思想引路人。虽然法基赫思想在实践中发生了一些不同,不过大致的思路是一致的,即让阿亚图拉扮演一种共同体的象征,通过伊斯兰教法来粘合总是容易碎片化的伊斯兰世界。通过这种“真正”的、足够“伊斯兰”的制度,一种伊斯兰文明与共和制政体得以出现。

但是伊朗的制度也对精神领袖提出了很深刻的要求,特别是在实践上,阿亚图拉干预世俗政治到什么程度才是合适而且平衡的?这一点没有标准答案,都是在实践中摸索形成。阿亚图拉不是世俗官员,也不是民选政治人物,因此他对于经学理解深刻而对现实政治并不一定完全理解,特别是涉及相关复杂技术领域上,阿亚图拉们几乎没有知识储备。这种硬伤赋予了民选总统以必要性,民选总统及其执政团队才有能力应对非常艰深的专业技术领域问题,比如经济发展、市场稳定等等。所以,精神领袖与民选官员之间的配合才是适当性和有效性可以相互重合的关键。然而,在制度上精神领袖的权力事实上要大于民选总统,这当然是霍梅尼寻求的“伊斯兰”的体现,但精神领袖难以被制衡的问题也是个伊朗整体的硬伤。

保守派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在伊斯兰革命后的二十年里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比如戈尔博集团(Khatam-al Anbiya) 前身就是革命卫队自足和重建总部,现在已经是伊朗基建和油气开发巨头,雇员达到4万人。摩斯塔赞凡基金会是伊朗第二大集团、中东最大的控股公司,该集团也是革命卫队的利益。在伊朗的私有化改革中,既得利益集团扩张表现非常明显。伊朗经济效率低下的关键其实在于私有化程度过低,这点伊朗人十分清楚,但在1989年上台的拉夫桑贾尼试图改革时就遭到了保守派的强力阻碍,这尚且是作为“革命元老”的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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